编者按:
海陆丰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十三块革命根据地之一,是闻名全国的革命老区,历代名人辈出,人杰地灵。近代的革命先驱、民主志士、实业巨擘,现代的改革先锋、商界耆宿、文苑英才、艺体名流……在光辉璀璨的历史星空中,海陆大地的历史文化名人熠熠生辉,散发着耀眼的光芒。
为延续海丰优秀传统文化发展脉络,发挥名人效应助力汕尾文旅产业发展,提升人民群众文化素养,激发热爱家乡的情感,提升海陆丰文化的软实力、影响力、竞争力,海丰报特开设《海陆之子》专栏系列,以图文并茂的形式,介绍历代海陆丰籍历史文化名人。本期推出《“中国民俗学之父” 钟敬文:人民学者为人民》,以飨读者。
人物简介
钟敬文,原名钟谭宗(1903年-2002年)。出生于广东海丰公平鱼街,客家人,早年留学日本,曾先后在广州、杭州、桂林、香港等地任教,抗日战争期间从事救亡工作。1950年后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历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中国民俗学会会长。从事教育工作80年,为我国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出版有《钟敬文文集》《民间文艺学及其历史》《钟敬文学术论著自选集》等百余万字著作,有“中国民俗学之父”的美誉。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和民间文学、民俗学的教学研究工作,贡献卓著。我国著名的民俗学家、民间文学家、现代散文作家。
20世纪风云激荡的百年,定格了一位百岁学人。他以不坠青云之志,将民俗学、民间文学在中国的新芽,浇灌成一棵参天大树。他就是我国民俗学家、民间文学大师钟敬文。
翻开这位世纪老人的人生篇章,我们读到的是炽烈、坚毅而质朴的人生诗篇。动荡的世纪里,他死守理想,历风雨纤尘、万里奔归,成为一座丰碑。
炽烈的理想志向,使钟敬文积跬步以成千里。“千年枯海怒潮腾,我也乘潮一后生。”钟敬文从粤东小镇走出,凭借勤奋和努力,成为“五四”之子。这场唤醒平民意识的新文化运动中,诞生了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钟敬文一生以此为学术志向,抱着“做学问是为了民众,做学问不是为了自己”的学术信条,放弃了让他更容易出名的文学创作,最终成就为“中国现代民俗学之父”。
坚毅的品格信念,使钟敬文历尽“仄径与危滩”。一生经历抗日、“文革”等数次磨难,尤其“反右”后,钟敬文被迫终断学术研究20年之久。但他不曾消沉,披荆斩棘,追逐理想之火,这种执着于人生而又超然于物外的生命范式蕴含着坚定、沉着、乐观、豁达,让他跨上学术巅峰。
质朴的心性情怀,使钟敬文成为后辈师表、一座高峰。他笔下才情万千,百年生涯结交文化名流无数,从鲁迅、顾颉刚、郁达夫、聂绀弩到季羡林、启功等,风雅气度垂范后辈。但他甘做一粒麦穗,撒在泥土里,播种新生。他常说:“我是时代的小人物,生平没有丰功伟绩,没有赫赫声名,只是一个耕耘时间较长、涉猎园地较广的诚实的农夫而已。”直到去世前也没有停下工作,还指导着10多名博士生和访问学者,忙碌到生命尽头。
钟敬文的百岁人生,让我们窥见了一个拓荒者的心路历程,他无惧风雨,忘我投入,为理想跌倒、爬起,一路狂奔。他曾这样说:“我们时代的道路太遥远而崎岖了。几多没有毅力的赶路人,不断地在中途的小站悄然下了车。”而钟敬文的百岁人生启迪后人:“守住一种理想,比获得一种理想远为困难。”
结缘民俗研究 学界崭露头角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声春雷,惊醒了粤东小镇躲在阁楼中用朱笔点读《左传》《东坡集》,学做“子曰”文的文学青年钟敬文。没有这三月惊蛰,日后便不可能有一代民俗学大师钟敬文。
青年钟敬文,自幼博览古代典籍,醉心诗词创作。满怀诗人激情的他,在“五四”的洗礼中,耽读于《新青年》《小说月报》等新刊物。这时,不满20岁的钟敬文心存鸿鹄之志,渴望乘惊涛骇浪,展翅而飞,踏上一条迥异于以往的新的学艺路。钟敬文后来曾这样回忆说:“‘五四’的智慧醒觉运动把我的心眼撞开了。”
“五四”前后,时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亲自发表“校长启事”,征集全国近世歌谣。1920年冬天成立的北大歌谣研究会,汇集了李大钊、鲁迅、刘半农、胡适、周作人、顾颉刚、常惠、董作宾、朱自清等名家。1922年,北大国学门印行《歌谣》周刊,向全国广泛征集歌谣。这份周刊如电光火石般,照亮了在家乡海丰小镇教书的钟敬文的人生路。
“我的这颗心儿,犹如秋江寒潮,忽而澎湃沸腾,忽而悄然沉寂。”原本内心彷徨的钟敬文,冥冥之中,走上了民俗学、民间文学的研究道路,这成为他一生予以寄放身心之所。
钟敬文的故乡是海丰的小镇公平镇,自古民间文化鼎盛,是广东广府、客家和潮汕三大民系交融之地,既有“五步一庙”的民间信仰,又有全国罕见的三个稀有剧种、风格独特的疍歌(汕尾渔歌),对民间文化敏感和喜爱,自幼扎根于青年钟敬文的血脉里。接触到《歌谣》的钟敬文“像疯子一样,拼命向周围搜求民歌、谚语和故事,振笔写作关于歌谣的评论文章”,他也给未来的学艺生涯在朦胧中找到了方向。
1924年前后,钟敬文开始把自己在家乡搜集到的百余件民间歌谣、口承故事,投寄到北京大学《歌谣》周刊,这些文章很快得以发表。他搜集编纂的《疍歌》,更被刘大白先生赞为“功绩不容渺视”。当这些一贯被忽视为“破铜烂铁”的“野生文艺”公然刊登在最高学府的校刊上时,一个偏居乡野、默默无名的有志青年,开始崭露头角。
更为重要的是,因《歌谣》周刊,钟敬文开始运用古典文献与民俗学田野调查相结合的方法,积极参与当时热点学术讨论,与董作宾讨论《看见她》,与顾颉刚讨论《孟姜女》。而钟敬文的天赋和勤奋,打动了著名史学家顾颉刚,甘当其引路人。1927年,顾颉刚从厦门大学来到中山大学任教后,便推荐钟敬文调任中山大学中文系,成为傅斯年的助教。
当时,从北大纷纷南下的教授如顾颉刚、容肇祖、董作宾等齐聚中大,让这里成为民俗学研究的又一中心。钟敬文满腔热忱投入组织与研究工作,他协助顾颉刚等成立了我国第一个民俗学研究组织——民俗学会,创办民俗学讲习班,编印了《民间文艺》《民俗周刊》及民俗学丛书,推进了民俗学这门崭新学问的萌芽。
此时,这个从粤东僻壤走出的年轻学子,初出茅庐,一鸣惊人,意气风发地登上了中国民俗学的世纪舞台。
逆境奋起不改志向 出国求学再升华
遭逢困厄不改志,坚毅苦学成大器,这浓缩在民俗学大师钟敬文的学术路上。1928年,一心沉浸在民俗学研究的钟敬文却招来横祸。学校保守势力借口他经手付印的《吴歌乙集》掺杂“猥亵”内容,解除了他中山大学的教职。
蒙此不白之冤,钟敬文并未就此消沉。“五四”新文学运动的闯将刘大白得知后,慨然相助,将其介绍到杭州工作。经此一劫,钟敬文守得云开见月明,迎来学术事业第一个黄金时期。
西子湖畔的美景勾起钟敬文的诗人情怀,他笔下文思泉涌,大量优美散文小品挥然而就。1929年和1930年先后出版《西湖漫拾》与《湖上散记》,文辞静默、意蕴深远,在文坛成为闪亮新人。其散文成就,收录在其后由郁达夫编著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1936年)中,被誉为“清朗绝俗,可以继周作人、冰心的后武”。与笔下绵绵不绝的诗文同时喷薄而出的,还有钟敬文对民俗学、民间文艺学理论研究的更上层楼。
1930年春,钟敬文与钱南扬、娄子匡、江绍原等人发起,在杭州成立了中国民俗学会。钟敬文在学术上迅速成长为栋梁之材,组织编印了《民间》(月刊)、《民俗学集镌》及民俗学丛书。他还致力于民间文学的搜集研究,写下了多篇民间文学的研究文章。一时间杭州成为继北大、中大之后的民俗学研究重镇。及至多年后,分隔台湾的民俗学会还一直尊杭州的中国民俗学会一脉为国内民俗学滥觞。
1934年,为进一步深造民俗学、文化学,他抛下教鞭,携夫人陈秋帆东渡日本求学。在早稻田大学进修的两年时间里,正是日本民俗学确立的重要时期。日本“民俗学之父”柳田国男创办了乡土研究所,发表了“日本第一部民俗学概论”,钟敬文眼界大开,如饥似渴学习日本和欧洲民俗学、文化学的相关理论。在跟著名神话学家西村真次学习神话学期间,钟敬文在当地的《民族学研究》《民俗学》月刊等学术杂志发表了多种关于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的论著。此外,他向国内学术界发表译著文章17篇,涉及日本民俗学发展、俄罗斯民谣、朝鲜产育迷信、法国民俗学等方面内容。
求学扶桑,让钟敬文在民族学、民俗学、原始社会史和文化史等几个领域钻研下去,成为其日后学术思想的几块基石。留学末期,他深思熟虑后写出《民间文艺学的建设》这篇重要的学术文章,首次向国内学界提出了“民间文艺学”这个全新学科概念,为建设中国自己的民俗学学科体系作出了特殊贡献。
“时危抉笔赴军门,慷慨为文气薄云”。在那个战乱频仍的年代,钟敬文没有做一个躲在书斋的学者。1936年回国后不久抗日战争局势严峻,此后动荡的十余年,他不得不暂停学术研究,挟笔从戎投身抗战文艺创作,创作战地报告文学、编辑《新军》杂志。他陆续结识朱自清、乔冠华、柳亚子、叶圣陶、郭沫若、秦牧等文化名人,以如沸豪情创作文章支持抗战。
在时代漩涡里,钟敬文逐渐放弃了可以迅速成名的文学创作,毅然走向“冷门”的民俗学研究,他清醒地为自己的人生和事业选择了一个终身的方向——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历千辛而不辍,尝万苦而自甘。钟敬文对人生和事业的选择,表现出一种“殉道精神”。他曾说:“写散文,我不写,还有别人;民俗学,我不搞,就很少有人坚持下去。”
“移山追日君莫笑,顽石难消一颗心”。老友俞伯平曾赠诗钟敬文,对他身上这种对学术走火入魔般的痴情感佩称赞。
夹缝求生 二十载劫难志未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钟敬文终于得以完成心愿,回归一名纯粹学者。“不搞政治,只做学问”,钟敬文曾与老友乔冠华这样吐露心声。半生颠簸,钟敬文认为自己身上有一种崇尚更高自由的学者气质,一种甘于在野甚至隐逸的气质,希望远离政治,安心做学问。
在北京参加第一届文代会不久后,钟敬文进入北师大中文系工作。他开设了民间文学课程,同时讲授现代新诗。讲台上的钟敬文,倜傥风流、潇洒脱俗,深受学生喜爱。1953年,钟敬文在北师大中文系创建了人民口头文学创作教研室,并招收了第一批研究生,巩固了这门新兴学科。
1950年3月,他多年夙愿得以实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郭沫若任理事长,钟敬文和老舍担任副理事长。这一时期,他马不停蹄投身学术活动,先后主编会刊《民间文艺集刊》和《民间文学》月刊,还编辑出版《民间文艺新论集》等,驰骋在自己的学术世界。
一夜之间,西风拂拂,叶零如雨。然而,正当他即将迎来收获之季时,一场突如其来的寒风肆虐,让他在此后20年的人生发生突变。
1956年,“整风运动”开始后不久,受时任北京市委宣传部长鼓励,钟敬文本着诗人的真诚和天真,应邀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破浪前行》的短文,他“坡老忧时有激言”的文人气质不改,多次热心谏言。结果1958年“反右”运动一开始,他便被打成“右派”,被扣上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大帽子”。
这场政治运动中,他被赶下大学讲台,从一级教授降到三级,被实施管教劳动。半生执笔的双手,颤抖着拿起笤帚清扫落叶、垃圾。之后的“文革”,他成为屡次被批斗、被抄家的对象,被下放到干校劳改,甚至外界一度传来钟敬文已经死去的传闻……
劫复一劫,磨难不断,这20年里,钟敬文身心饱受摧残,但他意志不曾消弭。他写下这样的诗句聊以自慰:“笤帚一枝横直扫,耙子有时兼举。荆刺钩衣,山坡滑脚,稍会樵童趣。一天活了,笑看黄日西注。”
以“笑看黄日西注”的心境,钟敬文在这雪虐风饕的20年里,仍苦心耕耘。他在艰苦环境中,推进我国近代民间文艺学史的拓荒工作,先后撰写了《晚清革命派著作家的民间文艺家》《晚清改良派学者的民间文艺见解》等几篇文章,开始梳理我国古代文献中,神话、传说、歌谣、谚语等民间文学资料。他以夹缝中求生存的意志,在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的狭长地带“挥了几锄”。
“几株黄落及霜天,触履沙沙一恍然。舍得将身作泥土,春风酬尔绿茵园。”钟敬文于1975年写成的这首《行落叶上有感》,是他坚毅、豁达人生态度的写照。
百龄博导 坚毅求索桃李满园
“遥瞩前程红似火,拼同少年竞新鞭”。1979年后,噩梦结束,钟敬文等到了来之不易的大好时光,然而此时他已过古稀之年。但他并未有半点停歇,毫不喘息投入了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恢复之中。
上世纪80年代之后,钟敬文开始肩负学术要职,成为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一面旗帜。1979年,他为恢复民俗学的学术地位而呼吁奔走,亲自邀集顾颉刚、容肇祖、杨堃、杨成志、白寿彝、罗致平等七位著名学者联名倡议建立中国民俗学会。1983年,中国民俗学会成立,钟敬文当选为理事长。
一方面,他脚踏实地,扎实投入基础性研究工作。除了撰写大量学术论文外,他还倾注心血组织编纂《中国民间文学集成》(歌谣卷、故事卷、谚语卷)。此外,两次组织全国高校教师编写了基础教材——《民间文学概论》《民俗学概论》。
另一方面,他高瞻远瞩,以“中国学问”和“世界眼光”来构建民俗学的发展。钟敬文提出:“民间文学和一般作家文学,是两株树上开出来的形状和色香各异的花朵。”在他的提倡和努力下,民间文艺学被提高到新的研究高度。
在长达80年的研究生涯里,他就像在攀涉一座高峰,不懈怠、不停歇。上世纪90年代,钟敬文提出了以“民俗文化学”代替“民俗学”的设想。晚年,他更是提出“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的构想。
凭借对学术理想“执着如怨鬼”的精神,凭借一个诗人的激情勃发,钟敬文在“年登大耋”之时攀上事业顶峰。他被尊称为“中国民俗学之父”,桃李满园。及至半世纪以来,全国民俗学、民间文艺学的诸多骨干,都出自他的门下。
“事功未竟意难安”。2001年夏秋间,年届百岁的钟敬文因病住院,而他的学术激情不但没有消退,反而勃发“勇冠三军”(程千帆语)之斗志。他的病房变身研究所,几乎每一天,都有博士登门谈论论文。临终前,他还在进行《中国民俗史》的编写,手下在读的博士生还有15位。
“我一息尚存,就要为所从事的事业竭尽智能。因为它已经成为我整个生命的全部了。”晚年的钟敬文在回忆文章《我与我的时代·祖国》中曾这样写道。钟敬文把自己比喻成一粒麦子:这一粒麦子如果用掉,就一粒都没有了。可如果把一粒麦子种在土里,就会长出麦穗,结出许多麦子。长达80年的问学之路上,他甘作一颗“麦粒”,忍受冬的严寒相逼,最后在春的泥土中萌芽、播撒种子。
而这百岁的不懈跋涉、一生坚毅求索,有多少壮志未酬?又饱尝了多少冷暖甘苦?钟敬文在98岁高龄时写下的这首《拟百岁自省》,杂陈了他身上那种永不消磨的生命意志:
历经仄径与危滩,步履蹒跚到百年。
曾抱壮心奔国难,犹余微尚恋诗篇。
宏思竣想终何补,素食粗衣分自甘。
学艺世功都未了,发挥知有后来贤。
■ 来源:南方日报
整理:曾国明 林彩红 吴长辉
照片:凌霖
指导单位:中共海丰县委宣传部
中共海丰县委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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